讲二战,有太多经典。 故事背景,也应有尽有。 战场上,直接厮杀:《巴顿将军》《敦刻尔克》…… 集中营里,善恶交战:《辛德勒的名单》《桂河大桥》…… 战后法庭,思辨人性:《朗读者》《东京大审判》…… 多从胜利者入手,鞭挞罪恶。 但,如果从纳粹的角度看二战呢? 从纳粹医院的角度看呢? 是恶魔,还是天使,还是两者各半…… 豆瓣9.1。 一场战争引起的震荡,远超你想象。 《战火中的夏利特》 Charité at War 夏利特,是“慈悲”或“怜悯”的意思。 夏利特医院,是德国最著名的医院之一,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德国超过一半以上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都曾在这里深造。 二战后期,夏利特医院的院长绍尔布鲁,就曾经几度提名诺贝尔奖。 他的病人,包括希特勒,甚至列宁。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支持者。 △ 字幕来源@远鉴字幕组 医生,天职是救人。 绍尔布鲁,除了想救人。 他还想“救”纳粹。 毫无人性吗? 不。 讲人性,在那个疯狂的国家,疯狂的时代,实在太奢侈。 直接解剖吧。 恰好舞台是医院。 以绍尔布鲁医生做过的三台手术,Sir尽量带你接近,那个疯狂的年代。 第一台手术的患者,是在战场上被敌人所伤,为了保命不得不截肢的年轻战士。 当时的手术也是教学现场,你看病人在手术台上可怜地躺着,周围黑压压围着的一群人,有教授,学生,记者。 记者在场的用意? 当然是及时拍照,除了展现纳粹德国的医生技术有多高超, 实际上还暗示: 你看,咱们纳粹德国的医生多好,哪怕你被炸没了一条腿,都可以通过帮你截肢,再绑上义肢救回来。 最重要的是,你看在场观众的神态—— 哪像围观手术,完全就是观赏一出文艺汇演。 纳粹的战斗精神,民粹般的爱国主义,已深入国人。 以至于,让他们几乎丧失对即将惨遭截肢的同胞的同理心。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 你以为这台手术将是年轻战士的新生? 不。 即使他能逃得过战场的厮杀。 也逃不过同胞的诛心。 刚才还面带微笑的心理学教授格尼里斯,转眼就和自己的学生说: 这个叫洛曼的士兵,他的伤完全有可能是自导自演出来的。 目的,逃避战斗。 在《巴顿将军》里的逃兵,是要被巴顿将军从病床上赶出去,接受申斥。 而在纳粹的逃兵,是要死的——
纳粹是什么? 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心态—— 对犹太人,是歧视;对自己人,是隔离。 它要划出一个纯种德国人的区域,所谓纯种,一定是爱国的,一定是勇敢的,一定是专业的。 区域以外,全都得死。 犹太人如是,背叛纳粹者同样。 绍尔布鲁先生用妙手仁心救下的患者,被同样是医生的人,以厌战罪、逃兵罪为名,一手摧毁了。 医院在救人的同时,也在杀人。 这有意义吗? 追问意义,在那个时代是徒劳。 对于他们而言,比争取意义更重要的。 是如何保持自己不要被排除在“意义”以外。 什么东西,对纳粹德国来说是有意义的? 战士,医生,和拥有优等基因的孩子。 孩子,就是即战力(炮灰)。 绍尔布鲁医生进行的第二台手术,就是要为婴儿卡琳,保持她存在的“意义”。 患脑积水,如果不手术,将面临生命危险。 但不是每个不幸的婴儿都能得到绍尔布鲁医生的“恩惠”。 前提条件: 证明自己拥有优良的基因。 如果答案否定,她将连累父母,让他们带上基因劣质的罪名,被禁止生育。 这是历史真事。 二战期间,第三帝国有40万人被强制绝育,20万人因为病残遭到杀害。 卡琳是谁的孩子? 爸是医生,妈是心理学博士。 爸爸是儿科医生,因为基因优异,甚至是医学院儿科主任的强力候选人。 基因优异的表现:捐精。 正是纳粹德国最需要的那种年轻才俊。 因此他才认为自己的基因没问题,如果孩子有问题,问题基因只能来源于妻子,安妮。 她是心理医生格尼里斯的学生。 从纳粹德国的观点来看,丈夫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妻子的弟弟,被划为变态的同性恋者。 她安慰弟弟:你只是没找到对的女人。 弟弟强势反攻:但我找到了对的男人。 你看安妮的神情。 不是一脸嫌弃,不是镇定自若。 而是不断后退,耸肩,躲闪。 那,丈夫真的是优秀的那个,妻子真的是劣质的那个吗? 剧情从另一个角度给出答案。 丈夫在做医生的同时,还在偏远医院做着儿童学研究。 表面看,是预防儿童疾病的伟大研究。 实际。 这些儿童,都是弃儿,甚至是患有疾病的儿童。 讽刺的是,他们名为“国家的弃儿”。 意思是:在以国为家的时代,当国家以集体的名义将你抛弃,你就是个弃儿,哪怕父母双全都还是孤儿。 瓦德豪森医生再三确认患儿的身份,只说了两个字:
毫无负罪感。 基因优生学原理,也是他提出来的。
造化弄人,他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了病儿。 经过了多次治疗失败,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弃儿医院。 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继承儿童医院院长的职位。 优秀吗? 在丈夫身上,我们能看到纳粹的第二层特征: 抛弃爱与家庭的观念束缚,抛弃个人自主自由的追求。 一切以集体利益至上。 把人贬低为物,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 另一边,安妮似乎也不是个好女人。 再想想她面对弟弟的那个犹豫眼神。 她不坏。 只是,被疯狂的统一思想裹夹的人,压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她从不曾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过问题。 直到问题出现在她自己身边。 自己(即将)被划到异端,女儿被送走,生死不明。 为了让孩子免遭苦痛,她尤其绝望。 趁孩子睡去,用一只手企图令孩子窒息。 镜头定格在她的脸上。 无声无息。 这个画面让Sir脊背拔凉—— 妈妈的脸,魔鬼的脸,是同一张脸。 人性,还有多少可以被拯救的余地。 镜头一转,孩子安然无恙。 她以为妈妈在和她玩,兴奋地抓住那双温暖的手。 人性之光,又在恻隐中撕开了一道裂缝。 杀子怜子,天堂地狱,只一念之间。 一边是基因优秀的“优等人”,却优秀得,只有基因足为人道。 一边是基因恶劣的“劣等人”。 却屡屡一点点凿开冰山,冲破沉闷的社会空气。 处处彰显人的尊严。 要真正凿开纳粹,除了需要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的努力,还需要第三台手术。 一台德国人自己动的“手术”。 手术主刀,是所有夏利特的德国人。 他们中,有厌战而逃避上战场的,如安妮的弟弟欧图。 有已经投诚给同盟军做间谍的,如绍尔布鲁医生的助手。 更多的人,是像绍尔布鲁医生一样。 他们崇拜希特勒,为希特勒宣誓效忠。 批准在“死刑犯”身上试行实验的计划中,他并没有提出反对; 甚至很多新计划送到他的桌上要他签处,也会出于盲目随便签名。 理由是,不能限制科学自由。 绍尔布鲁是罪大恶极的纳粹帮凶吗? 不要轻易扣帽子。 这就是《战火中的夏利特》的最后一场手术—— 它不仅剖开德国人沾上污名的表皮。 更露出它们有呼吸感的肌理,深入骨髓的情感。 他们并没有罪大恶极,一意孤行干坏事。 只是一个个相信自己国家元首的人。 对,重点是“人”。 Sir想起一本书,概括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心理非常精准,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作者访问过纳粹时期十个不同职业的德国人,得出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被统治着,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选择当初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 《战火中的夏利特》为什么特别,正因为它近乎注脚般的,解释了一种独特视觉: 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不正常,也不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 他们只是普通人,身处战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剧集没有激烈的战斗,甚至没有强烈的正邪人性冲突,没有我们自以为是的人性黑暗的批判。 有的只是对德国人日常生活态度的呈现。 反思,如地下缓缓溪流。 埋藏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隐藏在每一个复杂的人的举手投足,最终造成人们对“纳粹”的颠覆。 剧中有一场戏Sir印象深刻。 来自法国(已被德国攻陷)的荣格医生,被邀请到绍尔布鲁医生家做客。 荣格医生质疑绍尔布鲁,在对国家元首的誓言(奉旨杀人),和当初对医学的誓言(致力救人)中。 哪一种才是他心中主要的价值? 忠和义,从来都是两难。 荣格进一步逼问,德国如果战败,你们何去何从? 绍尔布鲁医生被激怒,愤而离开餐桌。 他打开唱片机,放了一首德国的古典音乐。 回到座位,他说:
注意这句话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期,希特勒败局已定,德国高知,无不萦绕着一种论调——希特勒疯掉了。 因此上面那句话,是绍尔布鲁作为顽固的纳粹分子,认为纳粹始终不会输的明证吗? 不。 他不是纳粹,也不是纳粹党员。 他是医生,不是政客。 他说的德国“不会彻底输掉”,是哪怕德国输掉了战争,有朝一日,也能凭借强大的德国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重新站起来。 当他有机会离开德国的时候,他还是义无反顾回去了。 他对妻子说:
表面的意思是,即使纳粹也会生病,作为最顶尖的医生,他当然得回去; 深层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德国精英,作为医生,难道他就没有这个责任医治好这个国家吗? 医人,先医国。 一种鲁迅式的担当。 这也是我们无法记恨这个角色的原因。 最大的转折,出现在他最后一次为国家“越权”。 为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提供开会场地——
对。 他要亲自将自己的国家送上战败的结局。 结局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同盟军攻入柏林,进入夏利特,红军医生请求绍尔布鲁协助重建医疗设施。 红军问: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绍尔布鲁答:感觉。 什么意思? 军官无法理解,不是因为他没文化。 而是整个国家,在长期处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麻木。 对他国,对他人,乃至是对自己。 恢复感觉,也就是恢复对自我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 这也是Sir想安利《战火中的夏利特》的最主要原因。 战争中,不丢下心里的“夏里特”,很难。 生活中,不丢下自己。 也没那么简单。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