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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二战，有太多经典。 故事背景，也应有尽有。 战场上，直接厮杀：《巴顿将军》《敦刻尔克》…… 集中营里，善恶交战：《辛德勒的名单》《桂河大桥》…… 战后法庭，思辨人性：《朗读者》《东京大审判》…… 多从胜利者入手，鞭挞罪恶。 但，如果从纳粹的角度看二战呢？ 从纳粹医院的角度看呢？ 是恶魔，还是天使，还是两者各半…… 豆瓣9.1。 一场战争引起的震荡，远超你想象。 《战火中的夏利特》 Charité at War
夏利特，是“慈悲”或“怜悯”的意思。 夏利特医院，是德国最著名的医院之一，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德国超过一半以上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都曾在这里深造。 二战后期，夏利特医院的院长绍尔布鲁，就曾经几度提名诺贝尔奖。 他的病人，包括希特勒，甚至列宁。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支持者。
△ 字幕来源@远鉴字幕组 医生，天职是救人。 绍尔布鲁，除了想救人。 他还想“救”纳粹。 毫无人性吗？ 不。 讲人性，在那个疯狂的国家，疯狂的时代，实在太奢侈。 直接解剖吧。 恰好舞台是医院。 以绍尔布鲁医生做过的三台手术，Sir尽量带你接近，那个疯狂的年代。
第一台手术的患者，是在战场上被敌人所伤，为了保命不得不截肢的年轻战士。 当时的手术也是教学现场，你看病人在手术台上可怜地躺着，周围黑压压围着的一群人，有教授，学生，记者。 记者在场的用意？ 当然是及时拍照，除了展现纳粹德国的医生技术有多高超， 实际上还暗示： 你看，咱们纳粹德国的医生多好，哪怕你被炸没了一条腿，都可以通过帮你截肢，再绑上义肢救回来。 最重要的是，你看在场观众的神态—— 哪像围观手术，完全就是观赏一出文艺汇演。
纳粹的战斗精神，民粹般的爱国主义，已深入国人。 以至于，让他们几乎丧失对即将惨遭截肢的同胞的同理心。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 你以为这台手术将是年轻战士的新生？ 不。 即使他能逃得过战场的厮杀。 也逃不过同胞的诛心。 刚才还面带微笑的心理学教授格尼里斯，转眼就和自己的学生说： 这个叫洛曼的士兵，他的伤完全有可能是自导自演出来的。
目的，逃避战斗。 在《巴顿将军》里的逃兵，是要被巴顿将军从病床上赶出去，接受申斥。 而在纳粹的逃兵，是要死的——
纳粹是什么？ 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心态—— 对犹太人，是歧视；对自己人，是隔离。 它要划出一个纯种德国人的区域，所谓纯种，一定是爱国的，一定是勇敢的，一定是专业的。 区域以外，全都得死。 犹太人如是，背叛纳粹者同样。 绍尔布鲁先生用妙手仁心救下的患者，被同样是医生的人，以厌战罪、逃兵罪为名，一手摧毁了。 医院在救人的同时，也在杀人。 这有意义吗？ 追问意义，在那个时代是徒劳。 对于他们而言，比争取意义更重要的。 是如何保持自己不要被排除在“意义”以外。
什么东西，对纳粹德国来说是有意义的？ 战士，医生，和拥有优等基因的孩子。 孩子，就是即战力（炮灰）。 绍尔布鲁医生进行的第二台手术，就是要为婴儿卡琳，保持她存在的“意义”。 患脑积水，如果不手术，将面临生命危险。 但不是每个不幸的婴儿都能得到绍尔布鲁医生的“恩惠”。 前提条件： 证明自己拥有优良的基因。 如果答案否定，她将连累父母，让他们带上基因劣质的罪名，被禁止生育。 这是历史真事。 二战期间，第三帝国有40万人被强制绝育，20万人因为病残遭到杀害。
卡琳是谁的孩子？ 爸是医生，妈是心理学博士。 爸爸是儿科医生，因为基因优异，甚至是医学院儿科主任的强力候选人。 基因优异的表现：捐精。
正是纳粹德国最需要的那种年轻才俊。 因此他才认为自己的基因没问题，如果孩子有问题，问题基因只能来源于妻子，安妮。
她是心理医生格尼里斯的学生。 从纳粹德国的观点来看，丈夫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妻子的弟弟，被划为变态的同性恋者。 她安慰弟弟：你只是没找到对的女人。 弟弟强势反攻：但我找到了对的男人。 你看安妮的神情。 不是一脸嫌弃，不是镇定自若。 而是不断后退，耸肩，躲闪。
那，丈夫真的是优秀的那个，妻子真的是劣质的那个吗？ 剧情从另一个角度给出答案。 丈夫在做医生的同时，还在偏远医院做着儿童学研究。 表面看，是预防儿童疾病的伟大研究。 实际。 这些儿童，都是弃儿，甚至是患有疾病的儿童。 讽刺的是，他们名为“国家的弃儿”。
意思是：在以国为家的时代，当国家以集体的名义将你抛弃，你就是个弃儿，哪怕父母双全都还是孤儿。 瓦德豪森医生再三确认患儿的身份，只说了两个字：
毫无负罪感。 基因优生学原理，也是他提出来的。
造化弄人，他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了病儿。 经过了多次治疗失败，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弃儿医院。
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继承儿童医院院长的职位。 优秀吗？ 在丈夫身上，我们能看到纳粹的第二层特征： 抛弃爱与家庭的观念束缚，抛弃个人自主自由的追求。 一切以集体利益至上。 把人贬低为物，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 另一边，安妮似乎也不是个好女人。 再想想她面对弟弟的那个犹豫眼神。 她不坏。 只是，被疯狂的统一思想裹夹的人，压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她从不曾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过问题。 直到问题出现在她自己身边。 自己（即将）被划到异端，女儿被送走，生死不明。 为了让孩子免遭苦痛，她尤其绝望。 趁孩子睡去，用一只手企图令孩子窒息。 镜头定格在她的脸上。
无声无息。 这个画面让Sir脊背拔凉—— 妈妈的脸，魔鬼的脸，是同一张脸。 人性，还有多少可以被拯救的余地。 镜头一转，孩子安然无恙。
她以为妈妈在和她玩，兴奋地抓住那双温暖的手。 人性之光，又在恻隐中撕开了一道裂缝。 杀子怜子，天堂地狱，只一念之间。 一边是基因优秀的“优等人”，却优秀得，只有基因足为人道。 一边是基因恶劣的“劣等人”。 却屡屡一点点凿开冰山，冲破沉闷的社会空气。 处处彰显人的尊严。
要真正凿开纳粹，除了需要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的努力，还需要第三台手术。 一台德国人自己动的“手术”。 手术主刀，是所有夏利特的德国人。 他们中，有厌战而逃避上战场的，如安妮的弟弟欧图。
有已经投诚给同盟军做间谍的，如绍尔布鲁医生的助手。
更多的人，是像绍尔布鲁医生一样。 他们崇拜希特勒，为希特勒宣誓效忠。 批准在“死刑犯”身上试行实验的计划中，他并没有提出反对； 甚至很多新计划送到他的桌上要他签处，也会出于盲目随便签名。 理由是，不能限制科学自由。
绍尔布鲁是罪大恶极的纳粹帮凶吗？ 不要轻易扣帽子。 这就是《战火中的夏利特》的最后一场手术—— 它不仅剖开德国人沾上污名的表皮。 更露出它们有呼吸感的肌理，深入骨髓的情感。 他们并没有罪大恶极，一意孤行干坏事。 只是一个个相信自己国家元首的人。 对，重点是“人”。 Sir想起一本书，概括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心理非常精准，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作者访问过纳粹时期十个不同职业的德国人，得出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被统治着，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选择当初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 《战火中的夏利特》为什么特别，正因为它近乎注脚般的，解释了一种独特视觉： 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不正常，也不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 他们只是普通人，身处战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剧集没有激烈的战斗，甚至没有强烈的正邪人性冲突，没有我们自以为是的人性黑暗的批判。 有的只是对德国人日常生活态度的呈现。 反思，如地下缓缓溪流。 埋藏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隐藏在每一个复杂的人的举手投足，最终造成人们对“纳粹”的颠覆。 剧中有一场戏Sir印象深刻。 来自法国（已被德国攻陷）的荣格医生，被邀请到绍尔布鲁医生家做客。 荣格医生质疑绍尔布鲁，在对国家元首的誓言（奉旨杀人），和当初对医学的誓言（致力救人）中。 哪一种才是他心中主要的价值？
忠和义，从来都是两难。 荣格进一步逼问，德国如果战败，你们何去何从？ 绍尔布鲁医生被激怒，愤而离开餐桌。 他打开唱片机，放了一首德国的古典音乐。 回到座位，他说：
注意这句话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期，希特勒败局已定，德国高知，无不萦绕着一种论调——希特勒疯掉了。 因此上面那句话，是绍尔布鲁作为顽固的纳粹分子，认为纳粹始终不会输的明证吗？ 不。 他不是纳粹，也不是纳粹党员。 他是医生，不是政客。 他说的德国“不会彻底输掉”，是哪怕德国输掉了战争，有朝一日，也能凭借强大的德国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重新站起来。 当他有机会离开德国的时候，他还是义无反顾回去了。 他对妻子说：
表面的意思是，即使纳粹也会生病，作为最顶尖的医生，他当然得回去； 深层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德国精英，作为医生，难道他就没有这个责任医治好这个国家吗？ 医人，先医国。 一种鲁迅式的担当。 这也是我们无法记恨这个角色的原因。 最大的转折，出现在他最后一次为国家“越权”。 为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提供开会场地——
对。 他要亲自将自己的国家送上战败的结局。 结局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同盟军攻入柏林，进入夏利特，红军医生请求绍尔布鲁协助重建医疗设施。 红军问：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绍尔布鲁答：感觉。
什么意思？ 军官无法理解，不是因为他没文化。 而是整个国家，在长期处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麻木。 对他国，对他人，乃至是对自己。 恢复感觉，也就是恢复对自我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 这也是Sir想安利《战火中的夏利特》的最主要原因。 战争中，不丢下心里的“夏里特”，很难。 生活中，不丢下自己。 也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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