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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马香玉。 最近，美国电影学会(AFI)公布了2019年度十佳剧集。 《切尔诺贝利》位列第一。 ? 豆瓣和IMDB都高达9.6分。
而在早前的艾美奖上，也拿到了最佳迷你剧。 核污染、癌症、爆炸、阴谋、权术、死亡、救援、城市殒没... 其以写实主义的犀利和人道主义的悲悯，展示人类在恐怖灾难面前的生死绝境。
但也遭到了罔顾历史事实的强烈质疑。 今天香玉要推荐的这部电影，也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关。 但这段历史，更鲜有人知—— 《翻译家》 Un Traductor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 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有9.3万人死亡。 27万人致癌。
因为苏联医疗资源有限，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造访古巴。 与古巴达成协议，将苏联消化不了的核污染病人送到这里，让古巴帮助治疗。 这些伤痕累累的患者，在病痛的折磨下进入陌生的国家。 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 也就有了片名的由来，翻译家。
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导演塞巴斯蒂安·巴鲁索与罗德里戈·巴鲁索两兄弟，正是电影原型的孩子。 他们以古巴人的视角，用“我父母与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复现那场大灾难的可怕影像。 也凭借真实的镜头，获得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导演奖。
并提名了第34届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电影一开始是，1986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的新闻录像。
嘈杂的黑白画面，寓示着这是携卷着历史意识的记录。 导演兄弟的父母，也是电影的男女主人公马林和伊索娜，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妇。
马林是大学俄国文学教授，伊索娜是艺术策展人。 他们都是处在知识与艺术殿堂里的精英，每日谈论和关心的，也都是文学与艺术。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之后，古巴医院涌入了大量的核污染病人。 由于语言障碍的问题，苏联病人与古巴医生之间存在不可沟通的隔阂。 医院急切需要翻译者。 在紧急情况下，医院临时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人手。 作为俄国文学教授的马林，也都被征用到医院的儿童病房，做翻译。 起初，马林非常不情愿面对医院里的生死之事。 对于这些孩子，觉得只是耗费他个人时间和精力的麻烦罢了。 但在越来越深的接触中，才对他们的病痛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也由此对生命有更浓重的叹息。
切尔诺贝利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看看镜头下这些面目苍白、病态脆弱的孩子们就知道了。
因为这场灾难，这些年幼的孩子被送到异国他乡接受治疗，日日夜夜忍受着钻心的痛楚和孤独。 更为残忍的是，所有的治疗不过都是在做没有病愈希望的止疼操作——他们都是被宣判不治之症的无救之人。 影片始终以客观冷静的镜头，面对医院里所发生的一切。 画面平实，镜头沉稳，没有任何煽情与渲染。 只有孩子们躺在床上因病痛而辗转的瘦弱躯体和呻吟之声，只有父母站在床边无能为力又尽力安抚的言语动作。 观众也被放置在如同马林一样，冷漠的局外人位置上，看着孩子们受苦，做言语上的翻译。 再跟随着马林的脚步，如他一样，慢慢被这些伤痛和悲哀所浸染，开始为他们而悲伤，开始将他们视为重要的人物。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除了止痛剂吗啡，还有其他可以给孩子们安抚的东西吗？ 马林拿出了文学与艺术。 在孩子们治疗之外的时间，为他们组建了一个故事会。 每天，马林为这些孩子读童话故事，鼓励他们画画写作。 并珍视他们的每一幅画和每一篇文字，将其张贴在房间墙面上。 用这种暖心的方式，为他们在这个苍白的医院里，带来一点本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彩色的乐趣。 病人中有一个性情比较孤僻的孩子，克利克斯。 他比其他孩子大，本该在学校读书，也许有着优秀的成绩和喜欢的女孩，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把生活的一切全部毁尽。 克利克斯对待厄运的愤怒，也反映出病人所面临的情感奔溃。 冲着好心为他讲故事的马林，叫嚷“出去”。
刚开始马林排斥这份工作时，对护士说：“这不是我选择的。” 护士气愤地回他说：“这也不是孩子们选择的。”
命运无理可循，如史铁生所言：“灾难降临在别人身上，是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则是命运。” 对于这场事故的追责，难以完全定罪。 病房里所有的孩子们，只能承受这命运的刀刃。 马林以温柔和耐心，慢慢打动了克利克斯。 克利克斯在他的鼓励下，开始也运用纸笔，写下自己内心想说的话。 这些孩子们对马林来说，早已经不再只是陌生的病人了。
他们尚未展开的人生，被一场横来之祸拦腰截断，未来不可期，此时此刻也难以为继。 残损的生命以哭泣、病痛和吗啡的形式刺痛了马林的心，人道主义萌生了共情悲悯的情怀，他心甘情愿地帮助着这些孩子们。 可就在他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时，妻子伊索娜对他的行径渐生不满。
当他把大量精力都放在医院，家庭就无暇顾及，甚至连陪伴自己儿子的时间都没有。 伊索娜是过去的马林，她对于核污染的孩子、疾病和医院这些全无概念。 在她的心里，事业和亲人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而这之外的，都不应该操之过重。 死亡与疾病，对她而言是画在白色纸面上缭乱病态的线条。 就像她所说的，“我做的事，是救人生命吗？不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做的事情不重要。” 在近距离接触到死亡之前，伊索娜和马林都是一心沉醉在抽象的艺术作品之中，只有当他们都以身试险般地靠近了那些孩子，才感受到灾难带来的悲情后果，才能以更为宽厚和悲悯的态度珍惜自己的时光和身边的所爱。
所以当马林走进孩子们时，当伊索娜走进孩子们时，他们原本置身事外的冷漠和疏离，都无可避免地消失了。 来自同类生命的疼痛，让所有靠近他们的人，也不得不为之难过。 影片最悲伤的地方，在于受到污染的孩子们，都注定要走上一条不归路，一条没有转圜、没有希望的黑暗之路。 死亡会如期到来，病痛将折磨他们到达终点，背井离乡来到古巴的人们，再也没有机会离开无菌室，再看一眼故土的风景。 这是潜伏在全片的哀泣，是那场巨大灾难造就的不留任何余地的死别。 在切尔诺贝利的病痛之外，影片还如实展现了1986年古巴所遭遇的经济危机。 空落的售货架、街头的荒凉、无油可加的加油站…低迷的社会环境与消沉的医院病事相为环衬。
在那个低落的1986年，天灾人祸的运势，生离死别的哀愁，人们都在过一段艰难的岁月。 导演并不想要以切尔诺贝利的惨痛来夺人眼球。 而更想作为一个历史的观测者，用手中不偏不斜的摄影机，复现一段关于父母、关于历史的久远记忆。 但再克制隐忍的叙述方式，在这场灾难前，仍显得如此沉重。
有人说，我们生来是体验人生疾苦的。 但有些疾苦，本不该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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